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曾斷言，世界已迎來第三次浪潮，而電腦正是第三浪潮的標志。有數據表明，中國網民數量早已躍居世界第一。網絡民意也漸漸影響到現實生活和社會格局。

　　各級政府對網民意見越來越重視

　　互聯網也從民用，逐步走向政治生活前臺。每到“兩會”時，很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會向網民征求意見建議。今年在河南洛陽，網民參政議政有了進一步發(fā)展，4位網友近日以網民的身份當選該市人大代表和被推薦成為市政協委員。

　　不少網民為此雀躍，認為“這是網民的重大節(jié)日，說明網民已從電腦屏前走到了真正的政治舞臺上”。更有評論者歡呼：“2009，草根網民‘從政’元年”。河南省政協委員，也覺得“洛陽現象”將推進我國民主進程，值得推廣。

　　當然，除此樂觀預期外，質疑之聲并不鮮見。有人認為，洛陽版網民議政只具象征意義而已——比如推舉網友本身的程序正義何在，4名網友的代表性是否有限，能否代表廣泛的民意。無獨有偶，這與兩年前經濟學家樊綱的一個論點不謀而合。他認為，中國更大的利益群體都在網外。比如農民、民工，還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會上網。可見網民意見不能等同于民意。

　　“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這種批判多少帶點兒烏托邦意味。只要我們承認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際間，存在一段以人類力量永遠無法彌合的距離，那么就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世間還從未出現過一種民意，能囊括所有人的意見。所以代議制里，有一種游戲規(guī)則叫“少數服從多數”，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制度智慧。

　　其實，只要我們不故意混淆，那么對網民議政的“代表性”的質疑，并不能掩蓋尊重網絡民意本身所蘊藉的民主和進步因子?，F代社會，每個人的權利訴求都值得尊重。若將網絡意見視為民意的一部分，哪怕只是網上一個孤獨的聲音，同樣具有值得政府重視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傾聽網絡民意是政府的職責，邀請網民議政正是踐行責任的表現。

　　當然，近年“兩會”上，我們也見識了個別代表、委員“雷言”頻出的尷尬。由于這些代表或委員，不少人非官即商。“雷言”背后其實閃爍著利益之手的魅影，這些利益不少卻又與公共幸福、民生福祉相左。這時若一般網民的參政意見，能及時現身同臺PK，則多少能為公共利益添把力。當然這也要求網民代表的選舉，必須符合程序正義，有網絡民主性和民意基礎。

　　網絡的過度繁榮，還側面反映現實中公眾權利訴求通道的逼仄。網上繁榮不能消解制度的貧困。所以也有網友擔心網民代表，現實議政可能出現“見光死”現象。這種憂慮顯然也并非多余。網民代表，表達的網絡民意是否真實完整，不受制于網民的數量，而取決于他們在現實中能否獨立、自由地表達真實想法，而不被人為地遮蔽和操縱。

　　只要議政過程足夠科學民主，代表們能將網上匯聚的民意，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那么雖則每個意見只具“有限理性”，但這有限的理性也不妨礙我們進步。個人意見的集合體就是民意。政治是公共管理的藝術，善治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政府作為民意執(zhí)行機構，若能借助網絡平臺廣泛吸納網友之聲，作為現實鏡鑒和執(zhí)政參考，并在施政過程中最大限度滿足民意訴求，不就邁出了善治的重要一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