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歷史上的歷次技術革命，中國均是學習者。唯有此番大數據變革，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最小。2013年可謂“中國大數據元年”，廣東省最先試水大數據戰(zhàn)略，上海市、重慶市、陜西省等地也紛紛出臺大數據相關產業(yè)規(guī)劃。2013年也是“溫州的網絡經濟與智慧城市元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的信息技術浪潮。
如何把握住時代賦予的機遇，引領大數據時代的潮流，打造一個基于新技術、新規(guī)則、新理念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筆者以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一、夯實大數據時代的網絡基礎
大數據時代的基礎是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政府要主導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
一是聯網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數據若不聯網，就會成為信息孤島，無法發(fā)揮作用。新的網絡技術降低數據聯網的成本，推動了大數據的云端集聚，為更進一步的分析與應用提供了便利。因此，必須加快升級移動互聯網等相關信息基礎設施與環(huán)境建設，助推數據的互通與集聚。根據工信部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1月底，我國共有12.35億移動通信服務用戶，其中3G用戶4.19億，僅占全部用戶的三分之一。這就意味著，對現有技術推廣與普及，即可改善近七成網絡用戶的體驗，為數據采集與集聚提供更廣泛的數據源與更快捷的通道。溫州是智慧城市試點，網絡基礎設施條件較好，可以在加快推進4G網絡的商業(yè)化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挖掘現有的3G網絡資源，提高其利用效率。
二是移動化?；ヂ摼W帶動大家進入“超連接”（hyperconnected）時代，如果說過去的臺式電腦是固體，筆記本電腦是液體的話，那么現在的移動智能設備就是氣體，兼顧通話與上網功能的手機就是氧氣。未來人人都是“手機人”，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公民缺氧。2014年1月底，我國共有8.38億用戶接入移動互聯網，占總人口比例的61.6%。也就是說，還有將近四成的人口沒有接入移動互聯網，沒有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紅利。為此，政府必須推行“數據救濟”，設計研發(fā)廉價智能手機，免費發(fā)放給低收入人群與弱勢群體，實現全民手機化和移動互聯網覆蓋，徹底消除“數據鴻溝”。由于手機是未來大數據最重要的來源之一，手機上網基本等同于在公開時空坐標下的實名上網，因而此舉也是數據采集點全覆蓋的一大手段。
三是免費化。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在尋找信息的時候采用的策略和動物覓食的策略是一致的，就是捕食時所消耗的能量不超過食物所能供給的能量。因此，要鼓勵人們分享數據，就必須先降低其獲取數據的成本，提供免費的網絡或許是最直接的方法。根據2012年聯合國的報告，目前已有24個國家通過免費的WIFI站點提供網絡公共服務。去年溫州市委、市政府也前瞻性地提出要打造全域免費無線網絡全覆蓋，并與網絡服務供應商協商設計相應方案。該舉措得到執(zhí)行落實后，必將推動溫州的大數據井噴，為后續(xù)的數據挖掘與利用奠定基礎。
二、搭建大數據時代的應用平臺
大數據的應用需要政府強勢推進，從自身做起，帶動大數據平臺發(fā)展。
一是信息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各類社會矛盾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基于工業(yè)時代舊秩序的政府與基于信息時代新規(guī)則的社會之間存在“失同步”。大數據時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按照全新的標準去推動對政府組織的系統性升級。第一，要做好政府掌握的海量舊數據的挖掘工作。第二，要加快現有政府機構的信息化改造。第三，要建立起有效的組織保障機制。對溫州來說，這一政府的信息化過程，還可以助力“權力清單”梳理工作，推動我們政府改革的深化落實。
二是服務化。政府可以通過打造一個能夠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務的“整體政府”，為公眾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從而樹立權威，成為大數據時代里的核心網絡節(jié)點。為此，必須加緊研發(fā)各種提供數據服務的手機應用軟件，將政府還原為一種隨身攜帶的公共服務。2012年全球有25個國家設立了專門的手機網站，19個開發(fā)了手機軟件的應用，美國政府更是要求各部門都從自身實際出發(fā)開發(fā)相應的手機應用。通過手機應用公開與發(fā)布數據不光是為了加強社會監(jiān)督，更是為了吸引社會參與和社會協作，并在這個過程中采集來自公眾的數據。目前溫州很多部門都在做一些服務化的嘗試，如經信委的中小企業(yè)服務平臺、交警的微信服務平臺等，建議盡快總結提煉與推廣經驗做法，鼓勵更多部門參與到服務創(chuàng)新中來。
三是共享化。大數據時代是“人人時代”，政府要用好信息工具，因勢利導用好市場與社會的力量，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大數據的公共平臺。政府要帶頭共享數據，開放各種接口，使得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都可以發(fā)揮智慧，在公共數據的基礎上有針對性的開發(fā)各類便民的公共服務應用。同時，這個公共平臺還要與其他企業(yè)與社會組織運營的平臺數據打通，比如說微博、微信、阿里巴巴平臺等，政府還要通過政策與法律手段，推動其他平臺也開放接口與數據。由此，政府成為匯聚與對接不同大數據平臺與通道的大數據中樞。溫州的民間資本與民間智慧，要設法將其引導到大數據建設中來，充分釋放社會與市場的力量。為此，在制訂企業(yè)“負面清單”時，要充分考慮這一因素。
三、培養(yǎng)大數據時代的文化精神
新事物需要新精神來指引，否則就會偏離軌道。政府必須先知先覺，引領時代精神的培育。
一是批判精神。大數據應該是為人服務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作為一個工具，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局限性。大數據科學家所推崇的大數據的三大特質——全體大于抽樣，效率大于精確，相關大于因果——既帶來優(yōu)勢，也帶來問題。我們必須牢記，“大數據提供的不是最終答案，只是參考答案”。大數據是對我們傳統治理模式的補全，而不是替代。我們還是要始終對大數據留有一份懷疑與批判，并對客觀事實與個體差異留有一份關注與尊重。
二是契約精神。古往今來，公眾與政府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有形與無形的契約關系。而在大數據時代，這一契約可以表述為“以隱私換服務”，公眾在政府面前放棄部分隱私，政府對這些信息進行大數據挖掘與分析，從而為公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企業(yè)與公眾之間的契約關系也是如此。這一契約必須有底線，才能給人們安全感。像去年美國NSA的做法，就破壞了這一底線，必須堅決杜絕。為此，政府必須通過推動互聯網立法的方式，劃清政府、企業(yè)、個人權利的邊界，防止21世紀大數據“老大哥”的崛起，保護個人隱私。
三是寬容精神。個人悲觀地認為，即使政府全力捍衛(wèi)個人隱私，大數據時代仍可能給我們帶來一個無從隱匿與無法遺忘的未來。當信息化工具將大數據采集與挖掘的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時，社會將變得完全透明，每個人的所有數據都會變成信息公開的對象，個人隱私將完全披露在大眾面前。為了大數據時代的未來不異化成“一九八四”或“美麗新世界”，我想我們最好是從現在開始培養(yǎng)一種寬容的精神，去包容他人的不完美，給自己留有一份余地。
新媒體研究的領軍人物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說過：“新工具所提供的機會越多，任何人可以從之前社會形態(tài)推斷未來的可能性就越小。”大數據時代的未來就掌握在我們手中，希望我們能有所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