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躲貓貓”事件的分析與思考
【摘要】作為網絡輿論“催化”政府信任危機的典型代表，“躲貓貓”事件不僅引發(fā)了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強烈質疑，同時也體現出政府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危機的必要性。網絡傳播中，“議程設置”、“把關人”、“輿論場”與“意見領袖”等傳播學原理的作用機制發(fā)生了改變。網絡輿論可以是政府信任危機的策源地，可能使政府公信力受到嚴重削弱；但政府如果能在危機潛伏期、爆發(fā)期、恢復期分別對網絡輿論進行科學地處理和引導，與公眾展開理性的對話，就可以將網絡輿論變?yōu)榭刂莆C進程和解決危機的良好輔助工具，在新的高度上重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合作與信任關系。因此，網絡輿論既是引發(fā)政府信任危機的“催化劑”又是化解危機的“滅火器”。
【關鍵詞】網絡輿論；政府信任危機；“躲貓貓”事件；“催化劑”；“滅火器”
“躲貓貓”事件代表著一次典型的政府公權力信任危機，因網絡輿論的渲染而廣受關注。我國現有網民約3億 ，這個龐大群體的集合，正在生長為當下中國最不可忽視的力量之一——網絡輿論。如今，互聯(lián)網已成為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對網絡輿論漠然視之，可能引發(fā)政府信任危機。巴頓(Barton)認為危機是“一個會引起潛在負面影響的具有不確定性的大事件，這種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對組織及其聲譽造成巨大的損害”?！∥C確實可能帶來極大的損害，但是危機并不僅僅意味著災難，而是表明事態(tài)正處于發(fā)展的緊急、關鍵時期，如果處理得及時，處理方法科學，可能也會出現新的發(fā)展機會。
網絡輿論可以是政府信任危機的策源地，可能使政府公信力受到嚴重削弱；但另一方面，它又給政府與公眾之間對話和政府自身反省創(chuàng)造了機會，是控制危機進程和解決危機的良好輔助工具。如果處理及時、科學，變被動為主動，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展開理性的對話，就可以加深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相理解，在新的高度上重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合作與信任關系。因此，網絡輿論既是引發(fā)政府信任危機的“催化劑”又是化解危機的“滅火器”。
一 “躲貓貓”催化政府信任危機——網絡輿論傳播原理分析
“躲貓貓”事件引發(fā)了2009年初網絡世界最為熱烈的討論：起初“躲貓貓”成為流行語，在調侃諷刺之中折射民意；發(fā)展為網民調查“躲貓貓”，成在創(chuàng)新敗在細節(jié)；到最終“亮貓貓”問責瀆職官員，人大代表提議建立完善的檢察院巡查制度——在這一波三折的過程中，我們不禁要問：為何網絡輿論關注“躲貓貓”引發(fā)傳統(tǒng)媒體的大規(guī)模追蹤報道？為何得到“政府喉舌”一致贊揚的“網民調查委員會”卻被網友謾罵為“體制內”人物的“做秀”？為何源于個別網民的質疑最終將“躲貓貓”推向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作為傳播史上最先進的傳播工具，互聯(lián)網不僅給人類的傳播方式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也使某些傳播學原理的作用機制發(fā)生了嬗變。
1.“議程設置”：網絡輿論影響“政府喉舌”
“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強調大眾傳媒在“影響人們思考什么樣的問題”上的強大作用。在以傳統(tǒng)媒體為主導時期，設置議程的往往是傳播權的占有者和控制者。因此，公眾特別是少數公眾的意見很難在議程設置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傳統(tǒng)媒體也正是通過這種特權地位實現了對輿論的引導和控制。如今，由于互聯(lián)網成為用戶自由公開發(fā)表信息、表達意見的渠道，網民們可以直接參與到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去，賦予某些事件“顯著性”，將事件作為“議題”提到公眾的“議事日程”上來，從而使媒介議程設置功能在接受者這一方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
在網絡傳播過程中，互聯(lián)網起到了“聚合劑”和“放大器”的作用。傳統(tǒng)媒體的議程設置中容易忽視的小型事件，在網絡輿論中卻被聚焦和放大。網絡輿論自發(fā)形成的“非強制性”議題，可以通過新聞、論壇、博客、網友交流等形式以最快速度傳達出去，牽涉的公眾會隨著議題的進一步深化，數量不斷增加。當累積到一定規(guī)模時，一旦觸發(fā)傳統(tǒng)媒體議題，將產生“媒介間議程設置”，即媒介議題不僅僅會影響受眾對事件的認知，還會影響其他媒介對事件重要性的認知，導致該事件也被傳統(tǒng)媒體提上報道日程。
“躲貓貓”事件進入公眾視野，緣起于《云南信息報》刊載的一則消息，引起個別網民的注意后，逐步發(fā)展為“2009年中國網絡第一大事件”，在各大網絡論壇掀起軒然大波。網民們的反應影響了媒體對于事件價值大小的判斷：數家門戶網站相繼開設專題，網絡輿論強勢最終觸發(fā)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國內各大報紙雜志、廣播電視臺，甚至《紐約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等西方媒體也紛紛追蹤報道。
在議程設置效果的影響下，網絡輿論最終擴散為社會輿論，在全社會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原本被傳統(tǒng)媒體忽視的新聞事件轉變?yōu)樯鐣姽餐P注的“大事件”。正如2007年網上熱炒的“周老虎”事件，經過網民的追蹤、分析以及各媒體的互動與炒作，其意義從最初的判斷單個事件的真?zhèn)伟l(fā)展到對政府整體公信力的質疑。
2.“把關人”：網絡傳播中消失的特權
作為新興媒體，網絡除了帶來無盡的信息資源以外，最重要的是它一改傳統(tǒng)媒體推出(push)信息的單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由受眾自主地拉出(pull)信息，擴大了人們獲取信息的自由度，同時也使得傳者和受者的界限愈加模糊，為人們提供了發(fā)表言論的最大自由。
在傳統(tǒng)媒體的傳播鏈中，由“把關人”把持著信息流動關口，使信息不能直接從信息源傳遞給接受者。網絡傳播中以線性傳播為主的舊框架讓位于以交互傳播為主的新框架，使得昔日的“把關人”失去了信息傳播中的特權。網絡輿論中“把關人”角色的弱化以及與某些傳播通道內信息源角色的重疊，使得人人都有能力在網上傳播信息。人們不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與口味對信息進行“過濾”，而且可以即時參與事件的討論，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
“躲貓貓”事件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后，當地政府為降低公眾對官員瀆職真相的關注，策劃出邀請網民參與公共事件調查這一創(chuàng)舉以重塑公信力。一時間，各大傳統(tǒng)媒體的評論中對其公開透明的積極行為贊不絕口，成功地將公眾的視線轉移到“網民調查委員會”上來。事實上，“把關人”在擴大政府正面形象傳播的同時，有意識地關緊了入選網民真實身份信息流出的“水龍頭”。但網絡輿論并沒有受其“把關”行為的限制，“人肉搜索”的結果使政府為重塑公信力所付出的努力被網友謾罵為“體制內”人物的“做秀”。
現代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使得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信息傳播媒介，傳統(tǒng)媒體沒有傳播的信息，卻可以通過網絡等新媒體傳播出去。“俯臥撐”事件中當地政府與傳統(tǒng)媒體的“集體失語”，致使輿論對少女死因真相的質疑發(fā)展成為震驚全國的貴州甕安“6·28”打砸搶燒事件，已給政府敲響了警鐘。因此，對于一個負責任和自信的政府來說，只有做到信息公開、保證民眾知情渠道的暢通，才能在輿論上真正獲得主動，有效防止政府信任危機的產生。
3.“輿論場”與“意見領袖”：“草根”網民推動政府作為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在匿名狀態(tài)下較易擺脫角色關系的束縛，容易個性化。但在現實中，網民往往在有意無意間形成了易于溝通的群體。所謂“輿論場”，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許多人形成共同意見的時空環(huán)境。 “輿論場”的存在使帶有爆破性影響力的意見迅速傳播，很快被眾人接受，形成社會輿論。
新華社總編輯南振中曾提出“兩個輿論場”的說法：即“傳統(tǒng)媒體的官方輿論場”與“網絡輿論場”?！【?ldquo;官方輿論場”而言，“話語權”主要掌握在媒介資源的控制者手中，其“意見領袖”通常由代表政府的新聞發(fā)言人擔任，如“躲貓貓”事件中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多次接受媒體采訪，積極宣傳當地政府的創(chuàng)新之舉。而在“網絡輿論場”中，由于其崇尚的是主體的平民化、言論的自由化，為人們提供了“誰都可以通過網絡放大自己聲音”的可能性。因此，“草根”階級的“意見領袖”層出不窮，其觀點也更容易得到網民的認同。網絡傳播融合了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特點，既實現了信息的多元化海量傳播，又回歸了人際交往的互動性傳播。因此，個別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草根”網民將對“躲貓貓”真相的質疑發(fā)布后，不僅在“網絡輿論場”中形成大規(guī)模的共同意見，更將其進一步推向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來自“網絡輿論場”的強大壓力迫使司法機關開展深入調查，最終給責任者以相應的“罪與罰”，給難以自圓其說的制度設計以應有的“改與廢”。
縱觀2008年網絡輿論的焦點：從汶川地震的“愛心傳遞”、支持北京奧運的“紅心中國”，到“反CNN辱華言論”、“抵制家樂福”等事件，無一不將“網絡輿論場”強大的號召力展現得淋漓盡致。我國政府近年來也逐漸認識到網絡輿論這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各地省委書記紛紛與網友“會面拍磚” ，收集“民間智慧”；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同網友在線交流，積極“問政于民”；兩會期間，各大門戶網站紛紛開設留言通道，請網友“曬難題，出點子”。在大眾傳播的網絡時代，政府更應該注重對網民意見的采納，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贏得網絡輿論中民意的廣泛支持，是化解政府信任危機的根本立足點。
